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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树斌的两个21年:从口吃少年到中国法治进程符号

从21岁被执行死刑,到21年后被宣告无罪,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聂庄的聂树斌经历了两个21年。

前21年,他以“胆小”、“口吃”、“沉默”的形象在农村成长;后21年,他在家人漫长的申诉后昭雪,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,他的案子,检验并推动着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。

口吃、“不爱说话”

“聂树斌案”再审宣判后的第二天,张焕枝和聂学生去给儿子上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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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枯树缠绕的坟前,72岁的张焕枝把最高法院的无罪判决书“烧给了儿子”。

“妈一直知道你是个好孩子,”像嘱咐即将远行的孩子,张焕枝说,“你在那边要是没地方去,就去找你奶奶和大伯,他们都知道你是好孩子。”

1995年4月27日,21岁的聂树斌因故意杀人、强奸妇女罪被执行死刑。21年后的12月2日,坐落在辽宁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、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,撤销原审判决,改判聂树斌无罪。

听到判决结果,张焕枝先是落泪,落座后大哭,并3次喊“我那孩子回不来了”。

结婚前,石家庄郊县获路县(今鹿泉区)下聂庄村的聂学生告诉她,“我家没房没钱”。家住市郊的张焕枝算“半个城里人”,看上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聂学生“老实”、“有正式工作”,并不嫌弃。

结婚后,她向村里申请了宅基地盖房。五间北屋,别人家都是三个门口,张焕枝只留了两个,“中间没留门,想将来儿子结婚成家,谁也碍不到谁。”聂学生说。

在生下女儿聂淑惠3年后,聂学生和张焕枝30岁得子。咿呀学语的时候,张焕枝就知道,自己生了个口吃的孩子,“学说话也学不连贯”。

聂家对儿子的要求只有4个字,“老实、勤快”。聂学生先后在钢铁厂和石家庄联碱厂工作,聂树斌上学之余便跟着母亲张焕枝在家务农。

口吃加剧了他的沉默。21年后,张焕枝说,上学和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,儿子都与她在地里“锄草”、“拨垄”。再审宣判后,不断造访聂家的村民提起记忆中的聂树斌,第一反应是,“内向”、“不爱说话”。

“但他很听话,刷锅、洗碗,让干啥就去干。”几十年过去,张焕枝印象深刻的是,从小到大,儿子成绩一般,农活也不是样样都会干,比如一直学不会给庄稼喷农药。

蓝色山地车

12月2日,看到最高法院的判决后,仵增光想,作为聂家唯一的儿子,在传宗接代意识较强的农村,“如果树斌还在,孩子肯定比我女儿还大了。”

仵增光属牛,聂树斌属虎,俩人从小一起长大。43岁的仵增光在村头的电厂做维修工,已经有一个16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。

仵增光一直记得聂树斌9岁时的一件事。春天时,村里来了一个侏儒,摇摇晃晃走到聂树斌家的街口,两手一叉腰,“他吓得边哭边找他大爷(大伯)去了。”这让他成为伙伴中“胆小怕事”的代表。

“过年教他杀鸡,他说怕血,硬是不敢杀。”二十多年来,聂学生也深信,儿子连鸡都不敢杀,怎能杀人。

更多时间里,聂树斌的成长在家人、同学和亲朋的记忆中是无声无息的,像乡间的野草。“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孩子。”张焕枝说。

因为住前后邻居,假期时,仵增光便喊着聂树斌到收割后的麦地里“拾麦子”。麦穗捡回来,捋干净,交给学校勤工俭学。夏初,两家的田地挨着,他俩并排去地里种玉米——铁锨挖了坑,扔两个玉米种子进去。

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,是每年3月28日的“庙会”。说是“庙会”,其实是获路县物资交流会。仵增光领着一帮同龄的男生去“庙会”上看马戏表演。从下聂庄到县城,8里路,“你追我赶,一转眼就到”。路上说笑时,“结巴子”聂树斌,不免被大家模仿,他无奈笑笑,便不再说话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,在仵增光看来,是“封闭、单纯”的岁月。学校里男女生被排在一张桌,“都被同学笑话”,听收音机成为他和聂树斌的共同爱好。《我的中国心》、《故乡的云》、《小城故事》……通过收音机传进下聂庄,被热衷穿军装、大裆裤的他们屡屡哼唱。

与学业优秀的姐姐聂淑惠不同,成绩平平的聂树斌,初中毕业后读了技校,学电气焊。这是父母的唯一要求,“学一门技术谋生”。

技校毕业后,聂树斌和同学聂卫军留在了校办的工厂——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(鹿泉市冶金机械厂)。

“懂事、守规矩。”多年后,最早披露“一案两凶”事件的公安人士郑成月走访其工厂的车间主任,在他口中,聂树斌仍然是个沉默、老实的年轻人。

“师傅指哪儿打哪儿,”聂卫军与聂树斌被分在同一个车间,对聂树斌的沉默和老实印象深刻。

聂卫军每天喊着聂树斌上下班。那时,他们每月挣300多元,最羡慕厂里开大车的司机,想去哪儿去哪儿,“像旅游一样”,汽车司机的收入也是少有的能上千元的职业。

聂树斌工作后不久,父亲聂学生换掉了聂树斌骑了几年的“破车子”,花400块钱,给儿子买了辆新山地车。

那辆蓝色山地车,成了聂树斌短暂生命中拥有过的最让人羡慕的物件。仵增光仍能记起同伴们的“新奇”。他们争着骑他的车,“我们都是三八杠。”

那辆蓝色山地车,也成了聂树斌命运的拐点。就在仵增光跟聂树斌肩并肩在地里掰玉米的夏天过后,聂树斌连同那辆自行车,一起被带走了。

20年后,代理律师李树亭第一次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,抓获聂树斌,那辆山地车是关键证据之一。

1994年8月10日上午,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。

李树亭查阅卷宗时,上面写道:当时“群众反映有一个骑蓝自行车的人下班时候偷看女的上厕所”,以及“群众反映在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,有流氓盗窃行为”。

骑着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在那期间,恰恰出现在那一带。

“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、杀人犯啊!”

1995年3月15日,石家庄中院作出一审判决,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。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,提出上诉。

儿子被捕后,聂学生拍着桌子喊“不可能”。他一遍遍猜想一个场景:面对警察“是不是你干的”的审问,口吃的儿子艰难反驳,“不,不,不是。”

在聂卫军、仵增光的记忆中,封闭、严肃的社会环境,使得同龄的孩子大都本分守己。聂树斌“沉默”、“胆小”,并没有任何盗窃和流氓行为。这些观点,后来成为证言,被附在代理律师李树亭的辩护意见中。

看守所门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往监狱里送食物。聂学生半月去一次,一个月20块钱的奖金,分两次买成方便面和火腿肠,托小卖部工作人员捎给聂树斌。

“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、杀人犯啊!”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向聂学生感叹,别人该吃吃该喝喝,唯独你儿子真是蹲监狱:“蹲在那儿,垂着头”。

30多里地,聂学生跑了不到一年,儿子就没了。

1995年4月25日,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: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;犯强奸妇女罪,改判15年,合并执行死刑。

1995年4月28日,聂学生想着五一后天气转暖,他骑车去给儿子送换洗的单衣。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愣了:“你没看电视?”

聂学生家里收不到石家庄电视台,他那时并不知道,二审判决两天后,聂树斌已被执行枪决。

要把聂树斌写进村志

儿子的死一度击垮了聂学生。

按照当时工厂的规定,适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进厂工作。与聂树斌同龄的年轻人被分进聂学生的车间,“每天看着别人的孩子,听着背后的指点”,聂学生在半年后,吞下一整瓶安眠药。

死里逃生后,他又经历3次脑血栓。聂学生现在只能拄着拐杖,右脚向前挪半步,左脚被硬拖上半步行走。

自杀未遂后,聂学生下定决心“要活到树斌清白的那一天”。他每天背着“强奸、杀人犯父亲”的名号,在村里小路上一步步“拖着身体”锻炼。

张焕枝则开始向检察院、法院“讨依据”。

2005年,曾犯下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,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真凶。此时,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近10年。

2007年起,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、父亲聂学生、姐姐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个部门提出申诉,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。

其后,漫长的申诉再审中,聂树斌成为媒体、律师、法学专家屡屡提及的名字。

2014年12月,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异地复查,也开创了异地复查的先河。

在代理律师李树亭看来,虽然“正义迟到了”,但从异地复查到卷宗公开,再到举行案件听证会,聂树斌的名字成为一个符号,超越了个案纠错的狭义价值。

“由于本案历史久远,许多证据已经湮灭,以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认定事实、审查证据、程序方面存在不足,”12月3日,最高法在《聂树斌案再审始末》一文中称,“让真相在路上走了近20年。”

12月3日下午,在送走又一拨媒体后,张焕枝迎来了为下聂庄撰写村志的乡亲。“我们要把树斌的事写进村志,”村志撰写者向张焕枝索要判决书,“下聂庄的后人应该知道聂树斌这个人。”

聂家父母的心愿很简单。

“等我和你爸百年之后,我要把你的坟迁到我跟前,我让你能跟我在一起!”给聂树斌上坟时,张焕枝说。

“我们一家人要团聚!”聂学生也高声喊道。

□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河北石家庄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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